对于自由的向往古而有之，庄子在《北冥有鱼》中阐释了追求自由而达到的不同层次：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”而西方的著名学者赫伊津哈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自由，他认为，自由的人应该是“游戏的人”。首先，游戏是一种自愿参与的活动，除了自愿遵守的既定规则之外，游戏人的行为不受任何限制。其次，游戏不是“平常”的，“真实”的世界，在游戏的过程中游戏者与所在的现实产生隔离，进入一个暂时的带有很强的自我倾向的活动领域。赫伊津哈认为，人在游戏时处在创造力的巅峰。在参与游戏时，我们拥有自我的游戏意识，但总是能抛弃现实中的烦恼和不顺，全力以赴而希望获得胜利来得到精神上满足。

文明就是游戏

赫伊津哈对游戏的界定要比我们日常的认识范畴更加宽泛，他认为语言是对字词的游戏，一定规则下的战争也是游戏，包括法律、诗歌、神话、哲学、艺术，都与游戏有着密切的联系，他把整个文明都当做了游戏，而游戏却不限于文明，因为动物间也存在游戏的行为，但不存在文明。这种理论被很多人奉为真理，同时也被很多人诟病。在此之前他提出了文化平均论，即社会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均衡是社会文化良性发展的条件。游戏论与文化平均论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即游戏在既定规则之下存在着精神与物质的强烈对抗，在这种对抗中寻求一种平衡从而推动文化的发展，在这样的意义之上，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赫伊津哈“把游戏当做文化的一种功能”的说法。

游戏是“非理性”的

在多次讲座上，赫伊津哈总是强调说自己的主题是“文化中固有的游戏成分”而不是“文化里的游戏成分”，因为游戏先于文化出现，早在人类还未登上历史舞台之前，游戏就已经出现，由于理性是依赖人类而存在的，但游戏却脱离了人的范畴，所以游戏不能被理性所束缚。另一方面，人们参与游戏往往是为了体验一种乐趣，但乐趣却不能被理性地分析。赫伊津哈认为在心理学和生理学上的研究，总是认为游戏为一种非游戏的东西所服务。如，游戏是对过剩生命力的释放，或是对今后需要的技能的提早训练等，但忽略了游戏的乐趣究竟是什么的问题，他认为游戏不是纯粹的生理现象和心理反射，这样的激情投入和全神贯注是不能用生物学来分析的，造化赋予我们游戏的能力，而游戏本身就具有紧张、欢笑和乐趣的属性。这也是为什么全书均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而不是科学的方法的原因。

游戏与西方文明史

远在中世纪时代流行的骑射比武等活动，虽然有游戏的属性，但搏斗的参与者是用自己的真实生命参与游戏，获得游戏的乐趣和欢笑的只是赌徒与看客，所以这样的活动模糊了游戏与现实。到17世纪，戏剧的辉煌，在舞台上的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，游戏与文化难以分解，戏剧中的游戏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，只是人们却习而不察。赫伊津哈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出现和发展，把文化中的神秘成分扼杀殆尽。文明越发达，严肃性越高，游戏性越低，而一旦游戏精神丧失，文明将难以为继。他认为文明正在玩虚假的游戏，而真正纯粹的游戏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础之一却越来越少。

最后，他发出了警世名言，在游戏成分或缺的情况下，真正的文明不可能存在，文明总是需要遵守特定游戏规则。

文/张琳玉

图/来源于网络

指导老师/庞明慧